一段時間以來，媒體上對車企人事變動炒得很熱，在企業看來，“這本是企業內部的工作變動，太正常不過了，為何媒體要大驚小怪”？感到“很不理解”。 特別是北汽、上汽兩大國企流出的人數相對較多，且比較集中，有人并以此推論，出現了“本土人才爭奪戰”。
以北汽為例，今年前5個月，北汽集團及下屬五大板塊，總監以上高層管理人員“流入”74位，“流出”僅13人，在“流出”的13人中，有10人屬于集團內部“流動”，也就是說，北汽“凈流出”人員僅有3人。對北汽大量引進人才的舉動，包括組團赴歐洲一次性招聘了幾十名專門人才，媒體卻少有關注，僅僅對流出的3人大肆炒作，感覺這對企業形象和品牌是一種傷害。
我們以為，媒體這種看似“變態”的關注，其實是媒體的本性使然也，企業不必有過多想法。新聞界流傳來一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同樣道理，飛機天天安全飛行沒人關注，偶然掉下來一架，就會全世界傳播。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無論是官場還是職場，都是“能上不能下”。盡管對這種“腐朽”觀念，大家口誅筆伐了幾十年，可事到臨頭，無論當事人還是旁觀者，照舊還是拿它做評判尺度。
以此觀之，由上汽“流出”的三位：孫曉東、黃華瓊、張宇光，原在上汽的職務并非關鍵崗位，到新東家后，職位都有明顯的提升，所以大家就覺得“很正常”。但是，“3年合同期滿”的北汽原總經理汪大總，改任分管單項的專務總經理，盡管這是在“極力挽留”后，按照他“本人愿望”安排的，但總歸職務是降了，在媒體看來就有了炒作價值。
同樣，由南汽引進的張欣，在北汽股份任排名靠前的副總經理，主管自主品牌乘用車，在旁觀者看來是頗受重用。但不料在新車將推而未推出之時，合同尚未到期，他卻選擇了離開，自然也有“新聞價值”。 還有李烘爐，雖然本人十分優秀，在北京現代工作的業績十分突出，，也還算“年富力壯”，但畢竟是先退休后東山再起，當然不能不吸引媒體眼球了。
以我對張欣的有限了解，覺得他的離開，并非是一個好的選擇，盡管可能新的職務更好聽，權力會更大，收入會更多，但以他在南汽階段給我的印象，是位不僅有才華，而且很有抱負，想干一番事業，不是個只為收入活的人。上南合作，使他失去了大展宏圖的平臺，就他個人而言，是一種遺憾。來到北汽，應當如魚得水，但他卻選擇了離開。
在我看來，十年以前，甚至3年以前，中國汽車市場發展空間很大，且增速很高，加之真正大的、有實力的企業還沒有形成，因此大小好賴企業都能很好的活著。但現在的情況不同了，經過連續兩年400萬輛的增長，中國汽車保有量具備了很大的基數，社會各項資源對汽車保有的承受能力受到了嚴重挑戰，特別是一些特大城市，幾乎到了極限，過去那種發展速度是一去不復返了．此外，很多企業已經很具規模，僅百萬輛級規模企業就有了3家，其他六、七十萬輛級的更多，市場已經不給一個白手起家的企業做強做大的機會了。
再說，放眼國內，特別是自主品牌，有北汽這樣好的資源與人文環境的企業，屈指可數。我不信一個偏安于西南一隅，名不見經傳的企業，能有比北汽更多更優質的資源？長安尚且要到北京尋求發展機會，僅憑一個張欣，能把它發展得比北汽更好？放棄北汽這個平臺，僅就做事業而言，實在是個損失，我為張欣遺憾。
由此想說說人才流動問題。
改革開放前，我們這一代人以上，工作都是“組織分配”，而且是“一次定終生”，個人沒有任何選擇自由，一個檔案和戶口就足以把你卡死了。有順口溜云：“共產黨員是塊磚，東南西北任黨搬”，其實何止是共產黨員，所有人都是如此。直到上世紀80年代，還發生過多起人才流動引起的糾紛，有人還為此坐牢和承擔巨額賠償金。今天大家能享受到擇業的自由，的確是“來之不易”。
話說回來，企業高管層，對于這種自由流動要持慎重態度，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必然會對企業帶來震動。至少在萌發了離職的念頭后，很多準備要做的工作會因此而擱置，還會影響到上級兩個方向其他人的工作，有可能傷害到曾經效力過的企業。
看看這些年，所有車企都在不遺余力地招攬“海歸”，但是點兵點將看看，引進的“海歸”，除了趙福全在吉利外，有多少人在一個企業干滿了3年？他們流來流去，不僅自己很難事業有成，對企業也是有傷害的。
企業當然應當重視引進人才，特別是高端人才，但更應當重視“子弟兵”的培養。“空降”的職業經理人，的確是“來之能戰”，但未必個個都能“戰之必勝”。而且一般來說，他們在任期內都有業績目標，因此更多考慮的是當期業績，難得考慮去栽為“后人乘涼”的“大樹”。企業需要的是長遠發展，相比較而言，本企業成長起來的人才，和企業總有一種割不斷的血脈，一般是不會“拍拍屁股就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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