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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12日，發生在四川的汶川大地震給全國帶來的傷痛還未消去，今年6月5日同樣發生在四川成都的公交燃燒事件（下文簡稱“6·5”事件）又一次震動國人。如果說“5·12”汶川大地震的輿論引導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危機事件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甚至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話，那么這次“6·5”事件則是對政府輿論引導力的又一次重大復檢。因此，考察這次危機事件的輿論引導情況和反思我們的不足，發掘該事件在新形勢下新的意義，對于最終提升政府輿論引導力有重要意義。

　　一、“6·5”事件中網絡輿論的基本概況

　　6月5日早上8時許，成都一輛公交車在行駛途中起火燃燒，10點17分59秒，網易論壇上出現了第一個與該事件相關的帖子，在題為《突發事件——6月5日早8:00成都9路公交車自燃現場》并附有一段現場視頻的帖子中，文字部分明確寫到“今天（6月5日）早上8時25分消息（大概在20分鐘前），川陜立交下橋處發生公交車自燃（動物園附近9路公交車）只跑出來十多個人……”[1]基本上把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經過較為完整地報道出來，這應該是網絡論壇上關于此事件報道的最完整、詳盡的帖子之一。雖然“天涯問答”在當天上午9點03分37秒就有《成都9路公交車6月5日自燃圖片》的帖子發表，但其信息的充分性和形象性遠不及網易論壇的帖子。隨后，其他網站也開始陸陸續續出現相關報道。

　　據筆者對相關網絡輿論的觀察，在事件發展的初期階段，民間輿論場占據了主要地位，缺乏主流網絡媒體參與其中。他們利用博客、QQ、網絡論壇等各種渠道，紛紛撰文發帖，極大地加快了該突發事件消息的傳播速度及其作用半徑。這些輿論表達帶有較濃的個人主觀色彩，言論的傾向性也呈現多元化。以天涯論壇為例，在題為《成都9路公交車發生自燃》的帖子中，從帖子發表（9點38分）到當天上午11點之間，在短短的80分鐘內，就共有191條回復和一個惡搞圖片，相當于每過一分鐘就有2條回復，足見民間輿論場強大的意見凝聚力。其關注的焦點主要落在兩個層面：一是關注事件本身。例如有網友表達了“強烈要求真相”的態度，“人們制造輿論的目的就是希望獲得事情的真相，想通過合理的懷疑促使可能被掩蓋的事實浮出水面。”[2]另外，也有相當部分網友質疑公交車為什么會自燃，為什么只有十幾個人能逃生，為什么安全錘沒有配備足夠等等。在對這些問題質疑的時候大都帶著譴責、悲憤的語氣，“太慘了”、“太恐怖了”等語句出現的頻率較高，有網友甚至發出了“哀民生多艱”的感嘆。二是關注事件背后的問題。例如質疑政府對公交車的投入不合理以及管理存在漏洞等，甚至有網友直指政府官員的腐敗問題。總之，在突發事件初期階段，之所以輿論表達呈現碎片化，是由于“危機中的群體更易于接受未經理性推演的信息，因此，斷言、謠言經過暗示的轉化機制而被群體中的個體所接受，從而轉變為群體主導信息。”[3]這正如著名學者勒龐所說，群體是無意識的，在群體活動中，群體的無意識行為代替了個人的有意識行為。

　　官方輿論場的正式介入，是以新華網在當天上午9點53分27秒發布的題為《成都一公交車發生燃燒，人員傷亡情況正在核查》的消息為主要標志，這使得該事件的輿論場從民間輿論場的“一枝獨秀”轉變為民間輿論與官方輿論并行發展的態勢。之后，隨著更多權威、主流網絡媒體的深度介入，例如人民網、新華網、新浪網、網易等紛紛開設了評論專題，在政府主導的真實信息傳播不斷得到加強的背景下，使得官方主導的輿論場成為公眾獲取權威信息的主要渠道，有效引導了民間輿論的發展。民間輿論場紛紛轉載官方言論，使得民間輿論場的意見表達漸趨理性，與官方輿論場逐漸對接。可見，“危機傳播只有在正確的危機信息通過正確的傳播渠道被得到正確地傳播，并被受眾正確地理解后作出正確的反應行為，才能真正形成完全暢通無障礙的信息流。”[4]另一方面，政府部門的積極行動，也贏得了公眾的贊許。例如國家安監總局在當天中午就已派人趕赴成都進行事故的調查，四川省委、省政府也及時啟動應急預案，省委書記劉奇葆在看望傷員時表示要“把死亡率和致殘率降到最低”，省長蔣巨峰也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搶救公交車自燃事件傷員”等。此外，截至6月6日中午，成都市政府共舉行了4次新聞發布會，及時公布了事件的最新信息，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有效地影響并引導了輿論向積極的一面發展。

　　二、“6·5”事件網絡輿論引導的效果評估及存在的問題分析

　　⒈“6·5”事件”網絡輿論引導的效果評估

　　無論是國家層面的“5·12”汶川大地震、甲型H1N1流感事件，還是地方層面的杭州飆車案、湖北恩施鄧玉嬌案，都對我國各級政府部門輿論引導力進行了全面的考驗。2008年及2009年這兩年在我國危機事件發展歷程上，可以說是對我國危機管理從制度到機制的全方位的評估年。在這次“6·5”事件”中，政府反應迅速，措施得力，對事件處理的相關信息明確了“及時、準確、公開、透明”[5]的原則，短時間內舉行多次新聞發布會，媒體總體上也及時跟進，公眾表現得也較為冷靜，沒有出現過激行為。因此，“6·5”事件在政府、媒體、公眾三方基本表現到位的前提下，其輿論引導總體上看是卓有成效的，但其中仍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和反思。

　　⒉“6·5”事件網絡輿論引導存在的問題分析

　　①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相互作用機制有待探索

　　胡錦濤總書記在去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報社時提出：“必須加強主流媒體建設和新興媒體建設，形成輿論引導新格局。”這是基于媒體發展的新形勢和新聞輿論工作面臨的新情況，對新聞輿論引導工作提出的新命題。“6·5”事件于6月5日上午8時許發生后，騰訊網于8時46分左右，就已經通過即時通訊工具QQ的彈出信息窗口，向公眾發布了這一消息。而央視新聞頻道對“6·5”事件”的報道，是在當天上午11點鐘的整點新聞報道，但成都電視臺最早的一條新聞是在12點10分。可見，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報道的時間差過大，反映了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還沒有建立起相互作用的報道機制，輿論引導新格局的基本框架尚待構建。在“互聯網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6]的背景下，如果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相互作用機制缺失或者缺位的話，必然會大大削減二者的合力，影響了輿論引導力效果的最大化。因此，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危機傳播中，只有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互動，才能構建輿論引導合力，才能提升輿論引導力。

　　②公眾輿論呈現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

　　危機事件的發生，在公眾沒有獲得充分信息的背景下，往往會對特定社會群體持有某種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它通常表現為情感性的好惡評判。例如，在這次成都公交車燃燒事件中就有網友指責政府對公交投入的不足，甚至有網友歸結為“人禍”，雖然事實上并非如此，但由于公眾所關注的某些社會矛盾長期積累沒有得到及時的化解，公民的某些權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而對政府產生了不滿情緒，進而強化了公眾自身的刻板印象。如果政府在輿論引導過程當中，沒有對公眾的刻板印象有所重視，必將會像美國學者蒂姆?奧沙利文所說那樣，刻板印象會助長某種“直覺信念”，并對構建社會的各種“常識話語”起到核心作用，最終會潛在地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考察這次事件的輿論引導，我們較少地發現有針對公眾刻板印象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③惡搞現象對輿論引導有效性的影響

　　惡搞現象主要通過文字、圖片、視頻等三種形式呈現，由于其具有易傳播、易理解、易深入人心的特性，因此，它在危機事件中的傳播及其功能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我們不能認為惡搞都是惡意或負面的輿論，惡搞行為很多時候主要是為了娛樂，都是帶著一種調侃的語氣出現的。在此次事件中，網絡輿論曾流傳這樣的惡搞段子：“成都人出門必帶的三樣東西：啤酒瓶——防地震，到一個地方就拿出來倒立放起，一有動靜就開跑；紅外線體溫計——防流感，測到距離自己一米內的人有體溫超高者，遠離并打120隔離；榔頭——防公交車自燃，一燃起來大家都拿出榔頭一起敲玻璃，逃生機率大。——成都，一座來了就跑不脫的城市，不在地震中升天，就在公交車上坐化。”以及“出事公交車：川A49567，倒過來念，去6月5日的9路車，4（死）”等等。公眾以惡搞的方式宣泄情緒，雖然也有批評政府的暗示在里面，但是，我們應該以開明的態度和高度的自信去看待惡搞現象，只要政府的信息最大化地公開、透明，認真反思政府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改進，及時向公眾解疑釋惑，那么不利于局勢的惡搞終將會很快平息。到那時，惡搞就僅僅只是供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罷了。

　　三、“6·5”事件在新形勢下的新意義分析

　　輿論引導力建設是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在去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中央對輿論引導力建設越來越重視，胡錦濤總書記及溫家寶總理曾在多個場合提到要把新聞輿論、新聞宣傳作為抗震救災工作的一個重大力量。長期以來，我們都習慣地認為輿論引導力僅僅是為突發事件服務的，而最近一年來，在經歷了一系列重大突發事件之后，國家已經認識到輿論引導力對事件本身也有強大的推動力和作用力，而不是僅僅居于服務地位。也就是說，要把輿論引導力這一服務性的、軟的東西、軟的工作變成一種硬的力量。而保證這種力量的足夠硬，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政府要快速、迅捷地公開信息，最大限度地消除危機傳播中的不確定因素，這在去年西藏“3·14”事件與“5·12”汶川大地震兩次危機事件輿論引導的對比中尤為明顯。

　　西藏“3·14”事件發生后，部分西方媒體通過提供不完整信息、不平衡報道、有指向的評論等來引導受眾對事實進行誤讀，歪曲事實，進而加深在受眾中積淀而成的對中國的刻板印象，通過搶先營造強勢單向的輿論環境，來擠占中國澄清事實的話語空間，造成國際輿論“一邊倒”，使國內輿論引導與國際輿論引導嚴重失衡。不久之后，隨著“5·12”汶川大地震的發生，政府輿論引導最重要的一方面政府信息的及時公開、透明和全方位、沒有障礙性的宣傳報道。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新聞創新活動，它開啟了政府信息公開，構建政府、媒體、公眾三方良好互動關系的新時代，并為今后應對類似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積累了寶貴經驗。

　　綜觀最近一年多以來發生的一些突發性事件，無論是西藏“3·14”事件、“5·12”汶川大地震，還是成都“6·5”事件以及重慶武隆山體垮塌事故等等，它們均發生在中國的西部地區，這似乎表明，中國西部地區在一定程度上講更容易發生突發性事件，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和認真研究。從這個意義上看，同樣發生在我國西部地區的“6·5”事件，它在承繼“5·12”汶川大地震以來政府信息迅速公開的理念，并進一步構建政府、媒體、公眾三方良好互動關系的同時，也賦予了自己新的歷史意義，就是進一步喚醒全社會和人們關注“經濟不發達、民主不健全、科教欠發展、文化欠繁榮、社會待和諧、人民生活不殷實、人與自然矛盾較突出”[7]的祖國西部。我國西部的矛盾和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的輿論引導，對于全國來說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對于如何提升國際國內的輿論引導力具有普遍性意義，若政府以此為契機，在提升輿論引導力中凝聚民力、凝結民心，必將大大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參考文獻

　　[1] 網易論壇：《突發事件——6月5日早8:00成都9路公交車自燃現場》，
https://bbs.news.163.com/bbs/photo/136897190.html，2009年6月5日

　　[2] 程潔、張健著：《網絡傳播學》，蘇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52頁

　　[3] 王向民：《群體性事件中的信息傳播與管理》，《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3期

　　[4] 鐘新著：《危機傳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256頁

　　[5] 成都市政府新聞發言人毛志雄語，2009年6月5日

　　[6] 胡錦濤在人民日報社考察工作時的講話，2008年6月20日

　　[7] 蔣曉麗主編：《傳媒宣導撫慰功能——兼論在西部地區的特殊作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47頁

　　（作者蔡尚偉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唐丕躍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